※前言
包公，是千古以來執法的典型，他是百姓心中堅守公正，無法以利益輸送打通關節，使草芥人命得以昭雪的不二人選。家鄉廟堂有副楹聯言「凡吾輩做官，須帶幾分骨氣；謁先生遺像，如視三代典型」，兩句話道盡人民對他的崇高敬仰。不過，包公能有如此地位，俗文學居功厥偉，在其唯務歌頌的加油添醋下，包公成為公理正義的抽象符號，是種形而上的膜拜，不免令後輩仁人匪夷所思，礙難企及。透過正史記載，我們得知包公也曾是血肉之軀，晚近墓誌銘的出土，更是研究的一手資料，但顧及史實與客觀的原則，本文兼採筆記資料、同代文人文集，《宋史‧列傳》提及包拯處亦予參考，希望得到最貼近包公形象的評述。
另外，筆者必須重申，我們關心的不是包公的真面目，而是藉歷史閱讀的過程，穿越時空，古今互證，設法瞭解什麼環境產生了包公？什麼行誼造就了深得人心的原形。因此，我們以還原史實為基調，重現包公活躍官場的貢獻，旁及其人際網絡，推敲包公作為權力的既得利益者，何以受到人民厚愛。
※時代背景
歷史上的包公較令人陌生，其實同此時代的名士包括范仲淹、晏殊、宋庠、宋祁、王堯臣、歐陽修、韓琦、蘇洵等，其中有三人官至宰相，王堯臣、韓琦還與包公為同榜進士，那是個文人輩出的年代。宋太祖開國便立下誓規─「不殺士大夫與言官」，不但俸祿從優，還擴大開科取士。朝中大小職務不分文武，皆由文官充任。凡取得文官資格不論在職或待缺，一律計算年資。每逢三年一次的朝廷祭祀，無過則照例晉級，也恩許請奏親族任官。不敢明目張膽舉薦者，死後亦有恩蔭，保送子女任官。如此禮遇文官，仕途頓時蔚為風尚，造就了北宋鼎盛的文風，但這空前的禮遇程度，也滋生許多弊端，掩蓋更多不為人知的事實。
首先，「重文」固然昭示了對武備的輕視，實則反映宋太祖恐懼武裝政變重演的內心想法。趙匡胤認為文官貪污危害不及武將的十分之一，從宋初全國37萬兵額有20萬被收編為禁軍，便可證明。開國大臣趙普對此了然於胸，訂立國策時，除著名的杯酒釋兵權，還搜羅全國精兵編入禁軍，拔除藩鎮與節度使的自治權，地方武力盡失。這些政策看似衝著收編武備而來，若再分析其細部制度，不難發現這其實是項精心設計的「集權計劃」。能收歸中央之權則令收回：如人事權統一由中央發布，財政權設轉運使一職將各地稅賦押送中央；無法專權者便打散職權：如分割宰相的經濟與軍事大權，樞密院與三衙分掌調兵與養兵，地方官除三年一調還另設通判等職予以制衡。所謂重文輕武之說，不過是大宋遂行強幹弱枝，用以安慰文官的說辭。
因此宋代的文官制度，既要有禮遇的表象，又不能下放實權，衍生出來的，便是給予不合邏輯的「虛名」與「利益」。統治者在前述打散職權的基礎上，發明出一套「官、職、差」分離的制度，「官」是顯示階級的中央官銜；「職」是學識榮譽；「差」才是實際職務，於是官員往往冠有華麗的頭銜，實際職務可能只需監督它官，造就許多坐擁高薪卻無所事事的閒職。州縣地方官員三年一調，深耕基層困難，加上文官權力破碎，彼此疊床架屋互相牽制，行政效率不彰，許多官員便藉制度瑕疵疏懶腐化，或不事監督，結黨營私，形成以利益為核心的朋黨。無權無責而名利雙收，使宋代文官系統變成養尊處優的天堂。
賞罰失衡的文官系統，吸納了許多表面效忠，實圖私利的仕族。到包公為官之時(宋仁宗)，全國文官數量較先皇掌政時多一倍，成長了六倍的歲入，依舊只能打平財政收支，可見文官收入之優渥、冗員之眾多。正當越多人進入此薪俸系統等領乾薪時，越重的稅賦便落到百姓身上，當時稅賦有公田賦、私田賦、城郭賦、丁口賦、雜變賦共五種。宋初有四成人民是佃農，五成是小地自耕農，佃農向地主承租耕地，地主往往藉各種名義將自身稅賦轉嫁給佃農，使佃農繳納六成以上的農穫；小地自耕農受地主或官戶兼併，無法自足時，也被迫兼職佃農，甚至賣地求生。這種特權兼併的風氣，到包公為官時已非常氾濫，計有七成土地落入地主與官戶手中，百姓被活生生剝削，一貧如洗，再遇到國家建設等徭役命令，簡直生不如死。
包公就在這麼一個文風詭異、階級分明的時代下走上官宦之路。出身基層的包公，讀書時就非常謹守窮人的本分，不攀交權貴，在熟讀經書之餘，堅持清心寡欲的處世之道，故取士後，接受朝廷降恩時，不以利計，反而為了親侍父母，辭官歸鄉，養生送死，盡孝期滿，方才復出。可見宋朝對包公的垂恩，的確讓其皇恩浩蕩的宦海又增添一顆明石，而如此正直實踐民本思想的包公步上權力之路，也終於讓百姓在強權富豪的凌霸踐踏下得以與天同泣。
※理上青天
瀏覽包公一生任職，去掉虛有名銜，從1037年上任到1062年辭世，包公所擔任的中央官職以監察和經濟為主。1043年受王拱辰推薦任「殿中丞」，雖然只需負責典禮科儀，卻已開始對取士制度提出建言，後升任「監察御史」監督縣政，雷厲彈劾之名漸起，轉任「三司判官兼京東轉運使」時，又以薄稅政績聞名。1050年調任諫院，除了向皇帝諫言，包公更接連彈劾了太后皇后的親屬及宰相，在高層頗有微辭的情況下自請回任地方職務，此後又在中央尚書各部行政，終於在宰相文彥博保薦下掌開封府，到職年餘，1058年升任全國監察首長「御史中丞」，任內將三司使張方平以荒淫奢侈彈劾調職，最後官至今天經濟部長、國防部副參謀的位置。包公在中央主司監察工作時，共具名彈劾了61名大小官員，沒有上限，一律據理力爭，在諫官行列中當屬翹楚。
從上述職務變遷，知包公言人所不敢言，乃優秀的監察人才，卻累遷經濟職務，足見其是非水平之高、火力之猛，對賞罰失衡的文官體系是具有衝擊力道的。但包公之所以願意遷任，原因就在糾舉惡吏，侵奪其權利，破壞他的壓榨程度，與自掌經濟分配權，薄稅施恩，在福國利民上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故進退之間不妨為之。
包公所糾舉的中央大員中，李昭亮、郭承祐和張堯佐是典型例子，前兩者為太后親族，分別被包公以無恥求進、蠹政害民舉劾，一介諫官雖有權不死，敢直逼後宮者實在不多。但此二人不過是太后眼中的姊妹情誼，公事公辦不算困難，張堯佐乃皇帝寵妃的叔叔，雖有點測量才能，但任職各部不久便擢升三司使，總管全國經濟，未免離譜，包公等人得知後以「親昵之私」諫之，三番兩次，連「陽精晦塞，氛霧蒙孛」的重話都出籠了，逼得張堯佐改任虛職。當包公能「以理力諫」到如此高度，特權空間在其認知中可謂不容存在，而包公所能剷除的權力階級亦不受官位所限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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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張堯佐姪女 張貴妃劇照 |
從其他被彈劾的高官身上，我可更清楚瞭解包公糾舉的是非標準。上任諫官不過一年，包公就以宰相宋庠包庇姪友偽造敕牒彈劾他，照理說，養不教父之過，該由宋祁對此負責，但宋庠既貴為宰相，群臣之首，推卸責任則特權的星星之火便難以收拾。其實，宋庠當年連中三元取士，以文章儒雅明禮，為人儉約好學，深受皇帝喜愛，但以文名高就，政績羞澀，終究被包公以「無所建明」彈劾。前此，宋庠任宰相時，其弟宋祁便以「去三冗三費」、「鎮定用兵」、「禦戎論」等在經濟軍事上卓有建樹，擢升三司使，包公仍以「益部多游燕」提出異議，言其不法圖利、生活奢侈，並主張兄弟二人不能分掌政經大權，請削其職。這對兄弟的彈劾案，突顯了在包公的是非標準中，政績與清廉同等重要，不可側重。另外，包公彈劾宋庠時，以「包庇之失」為第一因；彈劾宋祁以「放縱豪奢」為第一因，皆屬道德層面，可見包公賞罰直鑑良心，異於法棍，更是包公一身正氣之所由。故晚年時三司使張方平雖有平定西北、戮力減稅、改革弊政等多項政績，依舊被包公以「假公濟私」去職，心術不正的幹材跟庸才一樣可怕。
※驚堂惻隱
27年的官宦生涯中，有更多時間包公是待在地方，自1037年到1059年，包公擔任過天長縣令，端州、瀛州、揚州、廬州、池州等知州，和江寧府、開封府知府。無論知縣、知州還是知府，都是總管特定區域內之政治、經濟及司法，行政財政上的包公，深居官邸，鮮為人知，然而堂堂衙門八字開，滿腹委屈的百姓必定見過公堂上的包公。包公身處中央，頻繁動用監察權左右人事，勝負間可能只是舉證的攻防，而坐堂之上的包公，直接面對的是權力的傲慢、階級的歧視，這種財大氣粗的哲學正是布衣包公最不能忍受之痛。根據可靠史料，包公遺留下來的真實訟案僅剩十件，擇其要者共七件，茲以分析包公的斷案精神如下：
初任縣令時，某天有人訴狀，說自家的牛被殺，包公請他回去把牛給賣了，不久又有人來告官，說街上有私宰牛者，包公直問此人，這頭牛的舌頭被你割下，主人何來私宰？此人受驚，終於認罪。此案包公不追物證，而採請君入甕的方式讓陷害者自投羅網，是種高明的心理戰。又一次，某人告友，言其飲酒前將數兩金子托放其身，宴罷，那人卻不肯認帳歸還，包公收押此人，暗中派人放出消息，謠傳已發現金子的藏匿處，家人以為東窗事發，交出贓物自首，呈堂證物出現，犯人無從狡辯。這是另一種「求證」法，兩案並列，可知包公辦案的靈活，在舉證不易的當時，此法堪稱事半功倍的破案手段。
辦案不能只靠推測，包公出知開封府時，有宦官擴建住宅佔用惠民河，平日大家敢怒不敢言，後來京師一陣大雨，水淹民房，才發現問題嚴重，皇帝關切，詔令包公查辦，不料宦官拿出地契證明土地盡為己有，包公不為所動，著手調查這張地契，果然有濫權變造之實，令差役將佔用處完全拆除。此案偽證是具有法律效用的地契，又為皇宮內侍所出具，一般官員就算要辦亦需考量再三，包公以遂行公共安全的意志，第一時間質疑地契有假，不愧為地方父母官。
說到父母官，當然是形同父母又異於父母。有一次包公接到返鄉任官的命令，鄉親熱情異常，親族更感無限光榮，藉此炫耀、招搖，宛然形成了地方新權勢，終於，有從舅犯法，包公不但公事公辦，還公開撻伐，讓親戚長輩大吃一驚，認清包公嚴猛治事，律己猶有過之，紛紛與包公陌生起來。常以朋黨、豪奢為由彈劾別人，包公處世必要勝過政敵苛刻挑剔的標準，此乃一位大砲型諫官的基本條件。高高在上的官員，過著一般百姓的生活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，堂廡卻是門可羅雀。青天之名，是個五味雜陳的重擔！
最能表達包公執法時，人人平等的理念者，是這個案子。某大臣運貨，未於預定時間送達，據為己有，被告發時還揚言自己後台硬，堅持不還，百姓群情激憤，包公動用司法權將該名大臣傳押到案，與被害人當堂對質，大臣自知理虧加上輿論指指點點，馬上允諾償還，負氣而歸。此案能辦到對簿公堂而非私了，證明包公與大臣雖同屬文官士族，卻無利益輸送的管道。法律以人為本，執法以理為要，任何倒果為因的利害關係都不是重點，唯有如此，人權才得以昭彰，尊嚴才得以維護，千千萬萬勞苦人民才不是賤命一條，才能相信公義、謹守本分。這也是包公能化身公義的基礎意志。
但包公畢竟不是神話人物，也有疏失之時。一次住在京師的人民犯法，要受杖刑，堂吏深知包公愛民，便收賄答應要幫他減刑，升堂行刑之際，犯人依堂吏指示吵著上訴，堂吏隨即跋扈地叱喝犯人不要囉哩叭嗦，包公見狀，下另將其杖脊十七，犯人則輕刑後釋放。其實，包公上任開封府尹時，就首創百姓可直入府衙訴冤，避免經手官吏從中套利，體現肅穆府衙源自天理昭昭而非層層人事。只不過包公萬萬沒想到，自己心繫百姓的同情會被如此利用。
另一起強盜案，犯人搶了樵夫的木料，樵夫追上前卻被犯人打傷，面對被拘捕到案的犯人，包公了解來龍去脈後，判以杖臀，陪審的推官告知包公，此案不應只判杖臀，包公只好重新量刑。這件案子的犯人犯意為何並未記載，但依《宋刑統》規定，竊盜乃加重之罪，所盜物價值超過五貫需處死，竊盜傷人處以絞刑，這是宋代政權阻絕貧亂的「重典」，亦即竊盜固然不對，但若潛藏官逼民反的統治問題，就確實不宜官威直斷。白紙黑字最無情，不得已，包公也只得依法論處，以儆效尤。
※師友真情
包公在那朋黨迭起、官風腐化的年代，能屹立於監察崗位而不成為眾矢之的，靠的正是廉潔自守、落落寡合的習性。然而，宋代文官具言責特權者又不止包公一人，漫天議論的朝堂，擇善固執的包公也難免要為此承受更露骨的批評。晚年，包公彈劾張方平，取而代之，自己卻當上了三司使，引起歐陽修的非議，認為此舉將陷諫官於不義，包拯天姿峭直有目共睹，可以不顧自己體面，卻不能不顧朝廷體面。畢竟被包公彈劾去職的張方平、宋祁，都歷練豐富，包公一介忠臣，政績還不及如此，取而代之，要說服別人自己比他們更適合，恐怕自由心證的成分太多。此番批評，的確點出了包公個性中的缺點與侷限。
宋代允許大臣舉薦賢良，許多黨人都藉此拉攏後進，廣納黨羽，選賢與能的機制遂變相成為政客利益交換的黑市，故檢視大臣所舉之人的言行，便可透視其交遊目的，亦足反映其人格良窳。包公自任開封知府以來，五年半的時間，只舉薦過盧士宏、沈起。盧士宏在洋州，丈量田籍，使自耕農地失而復得，是腳踏實地的實務工作，包公因而舉薦。沈起任海門縣令時，見百姓農田常為潮水淹沒，便築百里長堤阻絕，復引水至此，作物漸豐，包公因此舉薦他為監察御史。至於劉摯，僅有助益之誼，他任職冀州時，某縣地鄙，統一稅率讓縣民紛紛破產，劉摯便調高物價充稅，經濟官不肯，他一狀告到三司，當時的部長便是包公，馬上批准了這項特殊命令。不論盧士宏、沈起還是劉摯，包公舉才，實事求是，只要造福人群，不需前金後謝！
包公的好友吳奎，以敢於向皇帝說理聞名，在諫院彈劾皇親國戚，皆出班並列，毫無畏懼，作為大臣，常提醒皇帝警惕身邊小人，善盡言責，故包公稱讚吳奎「孜孜言事，不避權幸」，因為這層雷同，讓兩人在打擊奸佞上培養出深厚的革命情感。後來，吳奎在墓誌銘上形容包公「維仁能力，維義能果」，仁者愛人，義者為所當為，泣涕間，吳奎感傷的不只是痛失摯友，更是孔孟世界典型的消逝，來去匆匆，連百姓都感覺得到他們的靠山倒了，君子之交，吳奎又怎能不矜惜包公的山高水長。
※尾聲
悲慘世界、一己之力、黨同伐異、貧富差距，這樣的時代都能產生包公！我們又要為自己的墮落推辭到何時？法律是權力遊戲的規則，他崇高，因為凌駕一切階級，使野蠻自大的殺伐絕緣，使蠢蠢欲動的邪惡、貪枉、猥瑣受到控制。人民相信的是法律背後的公義，相信法律藉公義發揮最高約束力，不過許多司法人員為了虛張權力，將此種約束力與執政者的行政權混為一談，披上戰袍，他們似乎在為法律代言，實則，他們儘管意氣風發儼然有衣錦之勢，卻早已聽不見百姓心中那殷殷吶喊，成為無法還鄉的遊魂。包公，就在歷朝歷代、不可計數的權力遊魂遠離人世時，當上了萬年閻羅。
二○○七年五月七日杜偉新於後龍
